第七批国保，属新石器时代庙底沟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代表性遗存，丰富了对晋西南的汾水和涑水流域仰韶晚期遗存的认识，考古界将此处的仰韶晚期文化命名为 “西王村类型”，成为代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晚期发展阶段的标志性遗存。遗迹现象包括仰韶早期灰坑和瓮棺葬以及仰韶晚期、龙山时期的灰坑等。出土的器物包括陶刀、石铲、陶纺轮等工具类和陶盆、钵、碗、杯、釜、罐、小口瓶、器座、器盖等生活用具。另外有猪、狗、兔等动物骨骼，龙山时代遗存有瓮、罐、尖底瓶等器物，为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
第七批国保，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遗址总面积达500余万平方米，包含仰韶中晚期、庙底沟二期、二里头期和二里岗期多个时期的遗存，有灰坑、墓葬和壕沟，以由环壕围绕的龙山时期聚落面积最大。从发掘结果来看，周家庄龙山时期的环壕聚落，是本地区最大的中心聚落，以壕代城，环壕之内安置居址、墓地，应为该区域的最高统辖中心。周家庄遗址对于探索本地区早期复杂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第七批国保，于1956年发现，1961年、1962年进行调查，城墙由夯土版筑而成，城基宽度一般在13～15米之间，北城墙保存最好，东、南两城墙现存残段与基址，西城墙残存很少。遗址出土西周时期青铜器、战国时期筒瓦、板瓦等，另见有少量汉代堆积。古魏城遗址保存完好，是研究我国早期城址的宝贵资料。
第七批国保，俗称 “金鸡堡”，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1982年进行全面调查，地表残存墙垣数段，其中最长一段长约200米，宽3～5米，残高4～6米，墙体为夯筑。城内发现西周～春秋时期墓葬，出土铜编钟、鼎、簋、豆、壶、车马器以及编罄、铜贝、包金贝、货贝、骨贝、铲币、玉器等随葬品。下阳城遗址面积大，建造时代早，文化遗存丰富，对研究两周时期的古代城址的建造、形制、贵族墓的埋葬习俗、规制以及虢国历史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第七批国保，据古文献记载，该城为春秋时晋献公所灭古虞国的都城。目前城址基本轮廓清楚，埋藏丰富，文化遗存保存较好，对研究周代晋文化等问题提供了实物依据。城墙夯筑，墙基宽 15～20米。南、北城墙保存较好。现残存城外郭南城墙西段300余米，西城墙南段残长100余米。城址内发现火膛与文化层，城内曾钻探出大型夯土基址。在城址附近还发现枣园村西周墓群、尧店滑里春秋墓群、北横尖“冢圪塔”(疑为虞君墓)等。
第七批国保，地处平陆县20km的中条山北麓，是历史上河东(运城)盐池的产品运销秦、豫的主要通道。该盐道开凿年代久远，留存有众多重要文化遗迹，其内涵十分丰富，是探索河东(运城)盐池开发史、古代交通史以及解盐或潞盐运销史的重要遗迹。
第七批国保，程村遗址保存较好，历史较长，对东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与年代、墓葬制度、东周时期车制等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遗址东西宽约1100米，南北长1150米，面积126.5万平方米
第七批国保，据《晋书》地理志载此处为 “猗顿城”，历经西汉、新莽、东汉、三国、两晋、至北周。其间经过多次修复，历时700余年。猗氏故城遗址规模较大，保存完好，使用时间长，对研究中国古代城池、筑城技术，以及先秦两汉南北朝时期晋东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七批国保，始建于西魏大统四年(538年)，西魏大统十二年(546年)，东魏丞相高欢倾全国之力，与西魏在玉壁城进行了一场历时六十多天的战争。该城地形险要，是我国著名的古战场之一。玉壁城遗址，对研究北朝时期的政治史、民族史、军事史、经济史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七批国保，已发掘墓葬时代属西周中晚期。该墓葬出土文物丰富、精美。从勘探发现该墓地有西周车马坑的情况推断该墓地级别较高，应属西周诸侯封国的墓地，对于研究西周时期晋南诸国的分布地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七批国保，属于西周中晚期墓葬群，出土的青铜礼器等级较高，且有铭文，年代明确，可以认定为西周时期诸侯级别的墓葬。据文献记载，西周侯国，至公元前 661年方被晋国所灭。而这组青铜器的发现，印证了文献记载，为研究西周历史、河东地区古代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和新的文字资料。
第七批国保，横北倗国墓地年代明确，规模大，级别高，大型礼器众多。考古发掘工作揭开了倗国这个史书没有记载的小封国的地理谜团，对于研究西周时期晋南地区的封国及其与晋国间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